光學儀器的發展已有近400年的歷史，但光學工業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才在英、法、德、美等國崛起。1846年，德國的一位機械師蔡司，創建了自己的小型光學儀器廠，專門生產眼鏡和放大鏡。以后，蔡司由于物理學家阿貝博士、化學家肖特博士攜手合作，制成世界上用于醫學的高倍顯微鏡，從而使世界光學工業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把光學器材應用于國防，但光學儀器工業在中國卻是一片空白。中國的光學工業是和周自新的名字緊緊聯系在一起的。
1939年4月28日，是一個有著特殊意義的日子。中國第一架軍用雙筒望遠鏡，在周自新手中試制成功。
籌建軍用光學器材廠
周自新于1909年生于江蘇省江陰縣顧山鎮。1926年，考入上海同濟大學德語補習班。懷著工業救國的志向，周自新于1928年進入德國巴特加爾扎高級職業學院補習，后進入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學習，攻讀精密測量儀器專業，1934年畢業，被授予工程師職稱。1933年，在德國蔡司廠實習期間，周自新受民國政府軍政部軍工署之命，為籌建中國光學器材工廠同蔡司廠洽談。1934年6月，周自新從德國學成歸國，回到南京。
1936年周自新向兵工署提出《設廠修理及制造軍用光學器材計劃》。7月15日該計劃經兵工署呈報軍政部，以務軍字第7086號指令批準執行，并任周自新為軍政部兵工署軍用光學器材廠籌備處處長。同年秋冬籌備處及其所屬修理工廠在南京正式成立，到職工作的人員，籌備處除處長周自新外，尚有金廣路、吳錦安等14人，其所需之機器均由國內制造，校正設備則由蔡司廠提供。籌備處成立后，建立軍用光學器材工廠的工作隨即展開。
到歐洲尋找技術支持
1937年7月20日，周自新啟程，決心謀求與歐洲國家的技術合作，建立中國自己的光學工業。8月19日周自新抵達意大利，然后到匈牙利、瑞士、德國等地，代表軍械司購買了各種軍用光學儀器，同時廣泛與西歐的光學工廠洽談技術合作的問題。除在德國受冷遇外，在與奧地利美特克廠商洽談中獲得成功，購買了該廠機槍瞄準器和迫擊炮瞄準器的制造權。在向瑞士威特廠洽談儀器時，發現該廠設備完善，產品優良而價格低廉，一般產品價格僅為蔡司廠同類產品的50~85%。該廠表示愿意與中國合作。周自新立即和美特克廠進行了技術合作談判，獲得成功，并表示通過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商務專員辦公處與威特公司草簽了主合同及附件。合同規定威特廠對測遠鏡廠提供必要的技術協助，并派遣兩名專家赴華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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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用望遠鏡試制成功
軍用光學器材廠建廠工程開工不久，國內就爆發了“七七事變”，南京淪陷。軍用光學器材廠只得遷往重慶，但多霧潮濕的山城不適合生產光學儀器。1938年1月，光學器材廠南遷昆明。1939年1月，經兩年多艱苦籌建的中國第一個軍用光學器材廠在昆明市南門外柳壩村正式建成投產。軍政部兵工署命名為第二十二兵工廠，周自新被任命為廠長。
中國的軍隊需要大量軍用望遠鏡。于是，周自新委托當時正在德國柏林大學留學的龔祖同和國內派去的工程師金廣路，參照德國產品，邊計算，邊修改，由龔祖同計算、金廣路制圖，完成了軍用雙筒望遠鏡的設計。
1939年4月，中國第一架6×20軍用雙筒望遠鏡，終于在周自新的手中試制成功。全年生產出望遠鏡508架。到1940年，迫擊炮瞄準鏡、80公分倒影測遠鏡相繼問世，中國的第一代軍用光學儀器從此誕生。
光學廠扎根昆明海口
出于對防空的考慮，第二十二兵工廠提出在柳壩村外再建第二廠、專門從事生產防空襲用的光學測遠鏡的報告。經兵工署批準后，籌備處根據“廠址應遠離市區，安全隱蔽，供電和“設備新穎性能優良” 1941年8月6日，陸軍總參謀長何應欽及后勤部部長俞飛鵬到海口視察。接著，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建設廳廳長張西林及繆云臺相繼來海口視察，對周自新關于建設新海口的計劃表示贊成，并促成云南省建設廳會同海口各工廠及昆陽縣政府組織海口建設委員會，共推張西林為主任委員，李繼成、周自新等為常務委員。同年，國民政府兵工署在年度總評議中認為，昆明海口兵工廠“系國內唯一軍用光學器材制造廠，設備新穎，性能優良”，周自新記大功。交通方便”等要求，開始在昆明市附近昆陽、海口、石龍壩廠址。鑒于海口中灘有水上運輸和石龍壩供電的方便，加上群山環繞，靠山近水，隱蔽安全，對軍用光學儀器的生產較為有利，遂決定將測遠鏡廠建在海口，并得到兵工署批準，稱為昆陽新廠。
1940年10月7日，日本對昆明進行空襲，柳壩第二十二兵工廠受到轟炸，全廠共中彈46處，工廠遭到破壞，被迫停止生產。次日，兵工署電令第二十二兵工廠進行緊急疏散，將全部機器設備遷往昆陽海口新廠生產。自此，第二十二兵工廠遷到海口中灘。
為使海口能容納整個光學廠，并順利生產，昆明海口新廠的建設規模又在原測遠鏡廠的基礎上調整擴大。1941年4月，主要機器的安裝順利完成，正式投入生產。7月，13座山洞工程全部竣工，其他項目也相繼于年底完成。至此光學廠結束了輾轉搬遷的歷史，在昆明海口扎下根來。
產品遠銷世界各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在抗日戰爭中艱苦創業的光學廠員工們，以無比喜悅的心情，迎來了歡慶勝利的一天。廠長周自新還滿懷激情地寫下《抗戰八年回憶錄》，真實地記錄了中國軍用光學工業艱苦創業的歷史，再次提出了“發展中國光學工業，擴大光學器材廠之組織，在全國設分廠”，建立“東方蔡司”的愿望。
如今，周自新的心愿已經實現。當年的第二十二兵工廠已經更名為云南光學器材廠，現已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光學儀器生產基地，年產各式望遠鏡達100余萬架，產品遠銷世界各地。
光學工業興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歐洲。戰爭需求和經濟利益的驅使，刺激了歐洲光學工業迅速發展，新興的光學工業成為軍事工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到了20世紀30年代，各軍事強國都已建立起完善的光學工業體系，能夠自行設計和生產各類軍用光學器材，連長期保持中立的瑞士也憑借其精密的制造加工工藝，在世界光學市場中穩占一席之地。
早在明清時期，中國就有人對光學進行過深入研究，撰寫過一些著作，但沒有制造光學器材或原料。在30年代初中國雖然已將各類觀瞄器材廣范使用于軍事領域，但光學工業仍是一片空白，所有光學產品只能依靠進口，簡單的維護保養也要送到國外進行。在戰爭陰云密布的中國大地，周自新、龔祖同等一批中國光學創始人邁出了艱辛的第一步。
從無到有的籌備時期
30年代初，國民黨政府開始實施軍隊裝備制式化改革。為配合裝備制式化，國民黨政府1930年至1932年先后耗資250多萬元國幣從德國蔡司工廠購入大批軍用光學器材。由于保管和使用不當，購入的器材因霉霧等原因造成無法使用的情況較為突出，而國內又無法對購入器材進行維修和保養，只能返回原廠進行，不僅要花費大量外匯，修理周期也很長，對軍隊戰斗力影響很大。于是，光學器材的自修自造成了當時急需解決的問題。
1933年兵工署俞大維博士指示在德國蔡司廠實習的留學生周自新與蔡司廠就在中國開設修理工廠的問題進行非正式洽談，蔡司廠隨后做出回應，提出了具體建議和合作辦法。1934年俞大維出任兵工署署長，同年12月，周自新回國任兵工署精確研究室主任，并將與蔡司廠的談判情況向俞大維匯報。兵工署技術司于1935年10月根據蔡司廠的建議和合作辦法，向軍政部提出建立光學修理廠的方案，計劃由蔡司廠提供所需的機器、零件、材料、設備，并派工程師來華訓練國內工人，開展器材的修理和維護工作，待培養出國內光學人才后再自制光學器材。1936年9月，軍政部核準成立軍用光學器材廠籌備處，任命周自新為籌備處處長，初步勘定廠址在南京百水橋草場村，同時派人到國外購買技術、設備和材料。
籌備處成立之初有工人70余人，簡單設備10余臺，主要負責外購光學器材的驗收工作。1937年3月，蔡司廠派出的技師雅克博到達南京，指導修理工作并培訓修理人員，開始為駐南京各部隊修理損壞的光學器材。8·13事件后，抗戰全面爆發，籌備處派出人員到南京和漢口各高射炮陣地和要塞修理瞄準鏡，同時派人到漢口協助漢陽炮廠校準瞄準鏡，直接投入到抗戰第一線。
備感艱辛的歐洲之行
為培養光學人才，1936年3月，周自新利用兵工署購買價值30余萬元的觀測設備的機會，為清華大學留德公費生龔祖同謀求了到德國亨索爾茨（Hensoidt）廠實習6個月的機會，龔祖同即借驗收產品的機會，進入該廠學習透鏡和棱鏡的加工技術，同時考察光學加工及光學玻璃生產情況。修理廠籌備處成立后，1937年2月和4月，兵工署分別派出技術員金廣路、薛培貞前往德國、瑞士等國學習考察光學加工技術，訂購機器設備和光學材料，洽談技術合作。歐洲各光學廠商對二人的歐洲之行非常關注，對考察目的也進行了詳細了解，并做了充分的準備。二人抵達德國后即著手購買材料設備和技術合作的談判，歐洲各光學廠商從自身利益出發，不希望中國自己制造光學器材，使得購買設備和材料的談判進行得異常艱苦，而技術合作則以“中國工業落后，無法制造光學儀器”為由表示拒絕，參觀學習就更不同意了。后通過駐德使館介紹，二人才得以進入一些小廠參觀磨玻璃和制作分劃的大致程序。7月，周自新親赴歐洲洽談技術合作，訂購機器設備。周自新抵達歐洲后，匯同金、薛二人一道，代表軍械司購買望遠鏡、測遠鏡、周視瞄準儀等一批光學器材，并與購買廠家洽談技術合作問題。在進行技術合作的項目談判時，對方大都是先談光學器材如何精密復雜，再說中國工業基礎如何薄弱，最后以中國無力生產為由加以拒絕。
與瑞士威特廠（Weirt）洽談購買測遠鏡時，周自新一行發現該廠設施完善，產品精良，價格低廉僅為蔡司同型號產品的三分之二，加之瑞士國小，無經濟侵略的野心，愿意與中國進行技術合作，出售80公分和125公分測遠鏡的制造權。經談判，雙方達成技術合作協議，使此次歐洲之行終于有了一些成果。
歷時一年半的歐洲之行，除與瑞士威特廠達成技術合作協議，購買了80公分和125公分測遠鏡的制造權外，還購買了奧地利美特克廠（medek）機槍瞄準鏡和迫擊炮瞄準鏡，法國勃朗特式迫擊炮瞄準鏡的制造權，聘請了兩名瑞士專家，購買威特廠光學制造加工機器百余臺，80公分測遠鏡材料600套，6×30望遠鏡材料3000套，基本達到了預期目的。此時的中國大地已完全陷入了抵抗日寇侵略的戰火，中國的光學工業注定要誕生于戰火之中。
戰火中的光學工廠
1936年9月籌建處成立后，在南京珈珞路建蓋了一座臨時木房，作為臨時修理工廠，同時著手光學工廠的籌建工作。1937年8月1日光學工廠在百水橋草場村工地正式破土動工。工程開工不久，抗戰全面爆發，南京危急。8月27日兵工署通知工程停工，命籌備處派人到四川勘察新址，準備將工廠遷往四川。9月9日兵工署正式通知籌備處將光學工廠遷往四川。11月12日，日寇攻占上海，籌備處加緊搬遷，27日籌備處全部人員設備遷往重慶。
先期到達重慶的選址的籌備處工作人員，在重慶周邊十多個地點進行勘察，最后擬定重慶張家溪為光學廠新址，并在重慶會府街設立臨時修理工廠，于12月底開始安裝機器設備，訓練工人，派出人員到各地為部隊修理光學器材。1938年1月，周自新從歐洲返回，向俞大維匯報與瑞士達成的技術合作項目。考慮到當時東南沿海各主要港口都已被日軍封鎖，從歐洲購買的物資設備只能先運抵越南海防港，再從滇越鐵路運到昆明，加上重慶氣候潮濕，不適合光學器材的生產和保存，俞大維當即決定，將光學廠遷到昆明，并派周自新前往昆明，代表兵工署辦理由海防經滇越鐵路運到昆明的蘇聯軍械的接運、保管、轉運等工作，同時準備籌備處的遷昆事宜。2月，周自新等人在昆明勘定柳壩村為光學廠新址，開始設計建造廠房和搬遷安裝工作。1938年9月廠房建造和機器設備安裝已近完工，基本具備了開工條件，籌備處提出報告擬于1939年1月正式建廠，12月27日軍政部批準成立兵工署第二十二兵工廠。1939年1月1日，中國第一個軍用光學工廠——第二十二兵工廠正式成立，周自新任廠長，龔祖同任設計專員。
按原計劃，二十二兵工廠下設兩個制造廠，柳壩兵工廠為第一制造廠（即望遠鏡廠）以生產望遠鏡為主。第二制造廠（測遠鏡廠）實施與瑞士威特廠的技術合作項目，以生產測遠鏡為主。二十二工廠成立后，周自新即派人到昆明周邊為測遠鏡工廠選址。經多方勘察對比，海口中灘因靠近中國第一個水電站—石龍壩水電站，水上運輸和供電比較方便，加上群山環繞，利于隱蔽，被選為測遠鏡廠的廠址。從防空考慮，測遠鏡廠的廠房設在山洞中，工程建設也是以開鑿山洞為主。1938年8月測遠鏡廠開工建設，1940年5月第一期廠房竣工。同時選址在海口的還有五十一兵工廠，兩廠地界毗鄰，兩廠合并埋下了伏筆。
1939年1月，二十二工廠開始試制6×30雙筒軍用望遠鏡，4月工廠用自己制造的零件生產出中國第一具軍用望遠鏡，7月投入大批量生產，9月該望遠鏡被命名為敬之式，后又改為中正式。1940年7月，在瑞士專家的指導下，測遠鏡廠用從瑞士購買的成套零件裝出第一具80公分測遠鏡，命名為中正式。1940年日軍在海防登陸，運送光學玻璃的德國貨輪被扣，緊接著從英國購買的光學玻璃因貨輪在地中海被德國潛艇擊沉而損失殆盡。光學玻璃的極度缺乏，使望遠鏡生產難以為續，工廠決定在望遠鏡廠仿制光學玻璃用量少的迫擊炮瞄準鏡，先后仿制出奧地利美特克和法國勃朗特式迫擊炮瞄準鏡，其中勃朗特式瞄準鏡作為制式裝備投入大批量生產，成為中國自己制造的第一種炮兵用制式光學儀器。
1940年10月7日，日機對昆明進行空襲，柳壩的望遠鏡工廠遭到轟炸，廠房、宿舍、倉庫等地中彈46處，損失慘重，工廠被迫停工。兵工署第二日即電令二十二工廠緊急疏散，將全部機器設備遷往海口的測遠鏡廠。為使工廠遷入后順利生產，海口新廠進行了擴建和調整，1941年4月遷入的機器設備安裝完畢投入生產，7月擴建工程全部完工，搬遷工程全部完成。在這次搬遷中，主要設備和材料走滇池水路運輸，而精密儀器和易損的工具裝備，則是組織員工人背肩扛用三天的時間背到海口。為搶回損失的時間，工廠更是在建筑工程尚未完工的情況下，就組織開始安裝機器。
1941年11月，日軍在海防集結重兵，準備進犯云南，兵工署令二十二工廠做好遷往貴陽的準備。同年12月，兵工署突然以五十一工廠和二十二工廠毗鄰，為減少機構、節約經費、統一指揮為由，將兩個生產性質截然不同的兵工廠合并為五十三工廠。1942年元旦，五十三工廠成立，周自新任廠長，內設機槍廠和光學廠。兵工署強行并廠的做法，引起兩廠工人的強烈不滿，并廠之初矛盾重重，內部關系極不協調。1942年4月，機槍廠工人因兩廠職工福利待遇不均而怠工，最后發展為騷亂。雖然周自新動用軍警強行處置了事件，但更進一步加劇了內部矛盾，光學廠又再次準備搬遷，對搬遷后的安排，兵工署卻只字不提。剛剛蹣跚前行的中國光學工業面臨著跌倒的危險。
1942年5月，日軍沿滇緬公路發動大規模進攻，5月3日攻陷畹町，4日攻陷龍陵直逼惠通橋西岸。5日，五十三工廠決定將光學廠修理部分的設備和人員遷往貴陽。面對嚴峻的形勢，在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兩廠工人摒棄前嫌，團結一致共同對外，終于順利度過了并廠的磨合期。從五十三工廠成立到抗戰勝利，在日機轟炸頻繁、原材料極度匱乏、價格飛漲的情況下，工廠克服種種困難，生產6×30雙筒望遠鏡11250具，80公分測遠鏡392具，勃朗特式迫擊炮瞄準鏡2608具，捷克式輕機槍15108挺、指北針31310具，有力支援了抗戰。在完成生產任務的同時，工廠還組織了11個游修隊，赴各地前線修理槍支及光學器材達數萬件。配屬遠征司令部的滇西游修隊負責盟軍美國軍隊的修械工作，更是因參與了收復騰沖、龍陵、芒市、遮放的戰斗，受到盟軍遠征軍司令部的嘉獎。
抗戰勝利后，五十三工廠在物價飛漲、生產緊縮的情況下勉力維持著慘淡的經營，1946年至于1949年，工廠僅完成了中正式單筒望遠鏡和統一式迫擊炮瞄準鏡的設計制造。作為支柱產品的80公分測遠鏡和6×30雙筒望遠鏡又先后被兵工署下令停產，致使光學廠員工基本生活都無法維持。1950年3月昆明解放，軍管會完成了對工廠的接管。解放后的五十三工廠拆分為原先的二十二工廠和五十一工廠。二十二工廠（也就是云南光學儀器廠的身）作為中國光學工業的發源地，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向各地輸送了大量的光學人才，為中國光學工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誕生于戰火中的光學工廠，完成了中國光學工業從無到有的歷史性轉變。雖然此時的中國光學產品多以仿制為主，結構簡單，性能落后，主要材料無法自給，但開創了中國光學工業的新紀元，為進一步的發展積累下了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主要光學器材的研制情況
6×30中正式望遠鏡的研制。
中正式望遠鏡是中國生產的第一種軍用望遠鏡。在20世紀30年代，軍隊對望遠鏡的攜行性能有較高的要求。6倍雙筒望遠鏡因尺寸小、方便攜帶、光學技術成熟而倍受各國軍隊親睞。國民黨軍隊對6×30雙筒望遠鏡的需求量也非常大，僅1936年10至12月就進口了7295具。因為6×30望遠鏡構造相對簡單，技術成熟，德、英、法、美、瑞士等國很多廠家都有生產，材料和半成品比較容易購進，可借鑒和參照的產品較多，所以6×30望遠鏡就順理成章的成為了中國自制光學產品的切入點。
1936年11月，周自新指示當時在德國留學的龔祖同設計6×30望遠鏡。龔祖同與到達柏林的金廣路一道，參照德國產品，邊計算，邊設計，初步完成了望遠鏡的設計任務，并根據在萊茨、亨索爾茨、瑞士威特廠學習考察的情況進行調整，盡量采用在歐洲容易買到的零件。1939年1月二十二工廠成立后，金廣路、龔祖同即開始著手6×30軍用雙筒望遠鏡的試制工作。4月22日工廠用自己制造的零件裝配出中國第一具軍用雙筒望遠鏡，4月29日，經調試檢驗，性能完全達到要求，5月投入小批量生產，7月軍政部核準投入大批量生產，9月該望遠鏡被命名為敬之式望遠鏡，后又改為中正式。該望遠鏡放大倍數6倍，物鏡口徑30毫米，視場8度，內裝分劃板，利用垂直分劃和水平分劃可測定目標間夾角，并可概略測量目標與觀測者之間的距離。中正式雙筒望遠鏡1939年至1949年共生產23507具，1950年至1954年生產了4429具。其中1939年至1941年共生產1866具。中正式雙筒望遠鏡綜合性能與當時國際水平大致相當，在當時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工業基礎薄弱的中國能自行研制生產這種水平的望遠鏡已經是歷史性的突破。
內戰時期，五十三工廠又設計制造了單筒的中正式望遠鏡，其實就是去除雙筒望遠鏡中軸連接部分，拆分為兩個單筒望遠鏡，單筒中正式由于使用了細顆粒的飾皮，看起來更加小巧細致。因為沒有安裝分劃板，單筒中正式僅能觀察，無法觀測，加之單筒望遠鏡觀測舒適度和成像立體感遠低于雙筒，所以單筒中正式望遠鏡僅生產了420具，數量極其稀少。據筆者推測，單筒中正式望遠鏡應該是內戰后期國民黨政府經濟情況極度惡化，無力采購雙筒望遠鏡，光學廠為了生存，不得已而設計制造的。
中正式雙筒望遠鏡按生產時期和鏡身標識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二十二工廠時期即1939年至1941年的產品，這種6×30望遠鏡采用了類似于蔡司望遠鏡的變形矩形標識法，左右肩棱鏡蓋分別刻有變形矩形標識框，左肩框內上標“雙望”下標“6×30”字樣，右肩框內上標“昆明”下標“二十二”字樣，中軸下蓋刻編號，鏡體涂黑漆，現一般稱之為“昆明二十二”。另一種是1942年五十三工廠成立后生產的，左肩棱鏡蓋刻橢圓形標識框，內標篆書“中正式”下標篆書“五十三”字樣，標識框以下用篆書標“兵工署制”字樣，右肩刻一橢圓形測距標識，鏡體涂綠漆，中軸下蓋刻編號，這種一般稱之為“中正式”。解放后1950年至1954年也生產過該款望遠鏡，根據當時的政治環境推測，這一時期生產的望遠鏡應該是采用“昆明二十二”的標識方法，不可能再標“中正式”字樣。
80公分倒影測遠鏡的仿制
測遠鏡又稱測距機，是一種可精確測距的光學測距儀，實際運用于對空中和地面目標的精確測距，是當時部隊重要的測距裝備。80公分倒影測遠鏡基線為800毫米，測距范圍為300-7000米，雙目鏡結構，右目鏡用于觀測，放大倍率11.25倍，左目鏡用于讀距，放大倍率3倍。全套零件1135個，光學零件29種，結構復雜精密，裝配精確度要求很高。
與瑞士威特廠的簽定技術合作項目后，籌備處曾于1936年提出建蓋測遠鏡廠的方案，但被兵工署否決。后因抗戰爆發，防空部隊對測遠鏡的需求很大，兵工署才同意了建蓋測遠鏡廠。1939年2月，二十二工廠完成了第二制造廠（即測遠鏡廠）的選址工作，5月開始在海口中灘建蓋測遠鏡廠。1940年廠房尚未竣工時兵工署就下達了試制的生產任務，因歐洲戰事爆發，運送原材料和裝校工具的德國貨輪被扣于東南亞，試制工作被迫推遲。 1940年7月，在瑞士專家指導下，測遠鏡廠用威特廠的成品零件裝出第一具80公分測遠鏡，同年9月俞大維到二十二工廠視察，指示將80公分測遠鏡命名為中正式，要求將制造成功后編號為1的第一架測遠鏡呈送蔣介石。
測遠鏡生產初期，主要是用購買的100套零件進行組裝，1941年裝出70具，后逐漸利用購買的主要零件半成品按圖加工，再配制一些小零件裝配，因材料、技術條件和設備能力的限制，測遠鏡產量一直都不高，從試制成功到停產的7年間共生產了480具，最高年產為1945年的175具，而抗戰勝利到1947年停產時僅生產了88具。測遠鏡制造成功，使中國第一次具備了生產較精密光學器材的能力。
迫擊炮瞄準鏡的制造
1940年由于日軍封鎖，光學玻璃進口受到嚴重的影響，望遠鏡生產因原材料短缺無法正常進行，工廠轉為生產玻璃用量少的迫擊炮瞄準鏡。先后仿制成功奧地利的美特克式迫擊炮瞄準鏡和法國勃朗特式迫擊炮瞄準鏡，后又根據實際需要于1947年自行設計研制了統一式迫擊炮瞄準鏡。美特克式瞄準鏡由于零件不能互換，裝配時廢品較多，使用中性能不全，需求量不大，僅生產了不到50具。
勃朗特式81毫米迫擊炮因性能優于其他迫擊炮，早在1931年就在國內生產定型，1932年就被兵工署定為制式武器。作為配套裝備，部隊對勃朗特式迫擊炮瞄準鏡的需求很大，1937年周自新歐洲之行時就購買了該瞄準鏡的制造權，1940年7月開始在望遠鏡廠仿制，12月裝出樣品，經檢驗和部隊試用，性能完全達到要求，1941年投入大量生產，當年即趕制出1136具，成為中國制造的第一批炮兵用制式光學儀器。
1944年兵工署令五十三工廠仿制法式82毫米和美式M460毫米迫擊炮瞄準鏡，配套供給五十一、五十二工廠生產的同款迫擊炮使用。但美式瞄準鏡用英制，生產時需換為公制，法式瞄準鏡雖結構簡單，易于生產，卻無法直接瞄準。針對上述問題，工廠提出設計一種可用于各式迫擊炮的統一式瞄準鏡，得到了兵工署的支持。經過幾年的努力，統一式瞄準鏡于1947年制造成功，投入批量生產，被命名為中正式迫擊炮瞄準鏡。該瞄準鏡融合了法式82毫米和美式M460毫米迫擊炮瞄準鏡的優點，可用于4種不同規格的迫擊炮，達到了當時的國際先進水平，共生產15550具。
周自新、龔祖同簡介
作為中國光學的創始人，周自新和龔祖同貫穿于整個創業過程中，他們的經歷好象一部中國光學工業的創業筒史，記載著創業的風風雨雨。
周自新生于1909年，江蘇江陰縣顧山鎮人，1926年考入上海同濟大學德語補習班，受進步人士鄭太撲影響，懷著工業救國的志向赴德學習。1928年進入德國巴特克如爾扎高級職業學院補習，次年進入德國柏林工業攻讀精密測量儀器專業。1934年畢業時被授予工程師職稱。在德期間，國民政府多次派周自新到蔡司工廠等地實習和工作，使他較早的認識到了軍用光學器材在國防中的重要性，立志學成歸國后要建立“東方的蔡司”廠。在蔡司工廠實習期間，他受命就國內設立軍用光學器材廠一事同蔡司工廠進行洽談。在調查國民政府花250萬元向蔡司工廠購買的光學器材使用情況時，他發現購入器材不僅利用率極低，而且損毀嚴重。在給兵工署的報告中他寫到“若不設廠集中整理，使光學軍器能保持戰時應有狀態，恐數年之后，將盡成廢物。”正是這份報告堅定了國民政府建立光學工廠的決心。
1934年周自新學成回國，任兵工署精確研究所主任等職，1936年9月任軍用光學器材廠籌備處處長，1939年1月任二十二工廠廠長，1942年1月任五十三工廠廠長，1945年貴陽分廠燒制出第一鍋光學玻璃樣品，周自新與龔祖同面見俞大維，請示貴陽分廠建設和制造光學玻璃事宜，但未獲得同意，他深感失望，于1946年4月辭去五十三工廠廠長職務。從赴德學習到辭去五十三工廠廠長的18年間，周自新為創建中華民族的軍用光學工業，開發第一批國產軍用光學儀器，為爭取民族抗戰勝利，奔走于國內國外，聯絡有識之士，精心籌劃，苦心經營，作為中國兵工光學事業的主要創始人，貢獻了他的聰明才智和青春年華。
辭職后的周自新于1947年任兵工署物資局副局長兼沖繩儲運處副處長。解放后又先后擔任上海私營江南建業公司經理、第一機械工業部第四局工程師、中國測量學會理事、上海測量學會副理事長等職。因其在1942年處置機槍廠工人怠工騷亂事件中出動軍警逮捕工人，導致三名工人中槍受傷，其中一名染霍亂病死獄中，在1951年鎮反運動中，被關押80天后釋放。“文革”中，周自新被隔離審查，遭受迫害。1971年9月8日病逝于上海，享年62歲。
龔祖同生于1904年11月，江蘇南匯人。1930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后留校任教，后進入清華大學研究生院研究核物理，1933年赴德留學。鑒于應用光學在軍事上具有重要作用，他毅然放棄核物理研究，到德國柏林工業大學攻讀應用光學。1936年以論文《軍用雙目（眼）望遠鏡的光學設計》獲優秀畢業生稱號和特準工程師職稱。抗戰爆發后，他毅然放棄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于1938年回國，被聘為兵工署軍用光學器材工廠專員，參加望遠鏡的試制工作。1943年，工廠設立貴陽分廠籌備處，任命龔祖同為主任，開展新廠建設和光學玻璃的試制工作。為實現光學玻璃的自給，龔祖同放棄了到美國考察學習的機會，全身心投入到光學玻璃的試制工作中。當1945年貴陽分廠終于燒制出第一鍋基本合格的光學玻璃時，當局不但沒有批準進一步的試制計劃，還要將玻璃制造所遷往昆明。試制人員對此非常不滿，紛紛辭職離去，使已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光學玻璃熔煉工作遭到天折。大失所望的龔祖同也到秦皇島耀華玻璃廠任廠務主任。
新中國成立后龔祖同先后擔任秦皇島玻璃廠研究主任、中科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副所長、西安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所長、中科院西安分院副院長、中國光學學會高速攝影和光子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1962年龔祖同調西安光機所工作，開始研究高速攝影和纖維光學，為中國的高速攝影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986年6月26日病逝于西安。
龔祖同的畢生精力都奉獻給了祖國的科學事業，特別是對中國應用光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成為中國應用光學事業的開拓者，是中國較早地在物理學理論研究和生產實踐相結合方面做出卓越貢獻的科學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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